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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去说评书,“我并不喜欢评书

简介: ”单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去说评书,“我并不喜欢评书,虽然我出生曲艺世家,亲戚都做这个,有的说评书,有的唱大鼓,还有打快板的,早婚娶的媳妇儿也是说书的…

评书艺术家单田芳 图 | 视觉中国单田芳:每天睁开眼睛就是评书单田芳先生是评书界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之一,如果他的评书每天播一回的话,可以播到2036年。

如果把他讲过的评书列在一起,你会发现,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完全可以构筑成一部中国历史评书演义。

据有关部门显示,每7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听他的评书,他的听众将近2亿人。

有人说单田芳的评书跟一样,千万别沾,沾上就上瘾。

单先生的生命中,除了评书就没有别的。

他讲评书的方式是,先确定一个题材,然后收集资料,传统评书比较好办,因为本子是流传下来的,只要稍加整理即可。

而新评书则要花些时间,比如,他在录制《乱世枭雄张作霖》时,就花费了很多精力。

“张作霖这书我准备十多年的时间,收集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了解他的人,早就想说,但不太敢。

好人也不是生下来喀嚓一声就好到底了直到他壮烈牺牲,坏人也不是胎里坏一包脓,我要把他真实的一面说出来。

”“再拿我录制的《廊坊大捷》来说,我对廊坊一无所知,而且讲的是义和团大败法军的事情。

我走访了廊坊的很多地方,去了廊坊大捷的实地,但是那边的变化很厉害,几乎找不到什么历史遗迹,虽然那个地儿还在,地名也还是原来的,至于当时那场大仗在哪儿打的,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有些老人还知情,脑海里也有大致的记忆。

然后就找一些人座谈,都是那些老年人,回忆那会儿闹义和团闹红灯照是什么情形,之后再找文史资料,最重要是找一些本地写‘志’的专家,大伙儿开了有六七次座谈会,后来集成一个思路,责成其中的一个人把《廊坊大捷》写出来,最后交给我,我看了再加工,该删的删,该减的减,先拿脑子酝酿成熟,然后就开始录制。

”一般而言,单田芳创作一部评书的方式是,他先把故事看一遍,把故事的脉络理清楚,看第二遍的时候,琢磨哪里该加故事,哪里该省略。

周而复始,一万多集的评书就是这么说出来的。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一个人完成的,别人根本帮不了他。

”单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去说评书,“我并不喜欢评书,虽然我出生曲艺世家,亲戚都做这个,有的说评书,有的唱大鼓,还有打快板的,早婚娶的媳妇儿也是说书的…

”但是他最终还是说了评书,单田芳在回忆他的人生之路时慨叹:“人的一生可能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家里人出钱供他上大学,可他在考试之前偏偏病了,外语跟不上,于是家里人就劝他不要继续上学了,让他利用自己的文化来整理评书资料,说评书这样的工作比做医生学工并不次,而且收入也相当可观,一来二去他的心就被说活了。

虽然单田芳不喜欢评书,也没学过评书,但由于在评书家庭的环境里生活,平时家里人聊天也都离不开评书,听来听去也就听明白了。

“我父母都没有文化,听到有什么好故事就让我记下来,把‘梁子’(梗概)写下来,用脑子记、用笔记,一般的书就都记下来了。

”单先生知道,说评书必须具备丰富的历史知识才行,所以,他到东北大学函授学习历史,“我的先辈都是文盲,说书靠口传心授。

你说到一个词句典故,要知道它的出处才行,必须讲出所以然,这就需要去历史里钻研。

我一开始说的都是传统书,不管是《朱元璋》还是《隋唐演义》,我都必须查查历史上是怎么回事情,看我们都把这些历史加工到一个什么程度,弄明白哪些是虚构加工,哪些是史实。

”有录音记录的评书单先生说过109部,没有记载的就更多了,尤其是评书进入广播之前,都是在茶馆里说。

在单先生说过的评书中,从来没有触及过金庸的作品,“金庸小说我看过,但大多没看完。

电视剧我看过,我很喜欢他的东西,金庸那是武侠小说的大师,写的细腻、丝丝入扣,我们说书喜欢有发挥空间的东西,他的小说没有我们发挥的余地,他的电视剧也太多了,再说书也没什么意思了”。

评书艺术家单田芳 图 | 视觉中国从广播到电视,从电视到广播单田芳评书的影响,不仅仅是为几代人留下了一种声音的记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评书在一度衰落的时候又能再度繁荣,在电视媒体霸权的时代,评书仍通过广播媒体传到千家万户,让这门艺术扎根在广大老百姓的心中。

在很多评书演员看来,电视是介乎茶馆和广播之间的一个平台,虽然没有现场观众,但是表演的时候可以声情并茂,对演员进入到角色中有很好的帮助。

在90年代早期的时候,很多电视台都有评书节目。

在这期间,单田芳仅仅录制了一部广播评书《林则徐》,其余的都是电视评书。

1995年,单田芳来北京给北京电视台录制评书,一个朋友跟他说:“您家住鞍山,北京、江西、内蒙古各地跑,还不如在北京呆下呢。

”那时候单先生录评书,都是电视台点名,所以他就会在全国跑来跑去的,如果能成立一个公司,专门给他录评书节目,一方面不会全国各地“往返跑”,一方面还能带来更多收益。

于是,在几个朋友的撺掇下,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就成立了。

这个公司的经营内容很简单,就是给单田芳录制电视评书。

单田芳艺术传播公司总经理肖建陆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时候也不懂市场,当时全国播评书的电视台就十几家,我们录一集评书的成本是3500~5000元,一集评书20分钟,每分钟卖8块钱,一集160块钱,就算卖给10家电视台才1600块钱,根本收不回成本。

我们只是让单老师把他的评书系统地录下来,不用这个约那个约了。

仅以电视台为例,当他们取消了电视评书之后,每年的广告收入增加了2亿。

但是公司得生存,公司讨论来讨论去,觉得最适合评书生存的土壤就是广播,制作成本低,市场大,全国有几百个电台的城市都在播评书。

最后,公司采取贴片广告的方式,“我们这里免费给电台评书节目,但是我们要带广告时间。

最初起步的时候也很难,前3年没什么广告,但咬着牙也得干,没有量就没有客户,现在已经打开这个市场了。

肖建陆介绍说,这些五角星代表着当地电台都在播放单先生的评书,“全国有300多家电台,500多个频率在播单老师的评书。

”他说,“有人认为评书只是中老年听众,其实里面什么人都有,小学生也有,大学生也有,白领、蓝领都有。

”肖建陆还介绍说,评书不仅在北方受欢迎,在南方同样受欢迎,南方市场差不多都是从2001年开始打开的。

比如在四川,最早是德阳和自贡台播评书,这地区的人好多是从东北去的,电台里很多人都是北方人,所以就会刻意安排评书节目,所以就带动了当地听众收听评书。

在广西也是这样,都是从小城市开始,慢慢辐射到周边的大城市。

评书承传,失去了土壤如果单从受众的广度来说,评书无疑是受众最广泛的艺术形式之一,但就是这样有广泛基础的群众艺术,现在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除了单田芳之外,还有不到10个能说评书的人,能说长书的就更少了,而这些人每年的产量也不高,能说上三四百回的人不多。

很多人说了多年的评书,也不过三四十部左右。

如果单田芳先生不说评书了,很多电台可能就不会设立长书频道了。

评书的繁荣,实际上是广播媒体一头热式的繁荣,在评书界,它的危机早就出现了,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像很多门类的曲艺形式一样,失去了它生存的土壤,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下,以一种不符合它发展规律的“规律”发展着,也许真的再过30年,我们除了去听那些原来的录音,再也听不到新的评书段子了。

单先生在介绍他自己的经历时说:“说书解放以前没人管,沈阳好就去沈阳,营口好就去营口,1949年到1955年,也不严格管理,有特业科,到哪里去演出要开介绍信,有这个介绍信好办事。

”这段话其实恰恰说明了评书这门艺术的生存规律,用单先生的话讲就是“浪迹天涯”。

但是现在没有什么地方能允许谁随便支起一个摊说书卖艺了,原来的各种文工团、曲艺团在市场经济下,落后的运作方式逐渐被更适应市场的文化团体所取代,很多艺术也因此而凋零,评书也不例外。

单先生说:“我最早所在的鞍山曲艺团,出了不少学员,男的女的十五六个,大部分是艺人的子弟,都干了本行。

所以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学评书的人越来越少。

”评书之所以在今天还有市场,还有人在说,主要是因为老百姓喜欢,更主要的还是评书演员和其他演员不同的是,他越老越值钱,所以,今天还活跃的评书演员基本上都在60岁上下,而这些人的艺术青春都已经不多了,四五十岁的评书演员如凤毛麟角。

太年轻的人一时还承担不了说书的重任,单田芳说:“比较而言,因为评书虽然是讲故事,但它讲的是一些人生的哲理,年纪大的人人生经历比较多,融入到评书里面的东西就会更多一些,可信程度要大一些。

年轻人毕竟还嫩,走的路还没人家过的桥多,所以说出来可信程度不大,也只能是听故事而已,你听不出他的那个内涵。

评书这东西,不讲浮华只讲故事,如果你的感受多,当然可以讲得比较深刻,人也爱听。

”还有,评书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其他艺术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口传心授,从前,带徒弟都是要管徒弟吃喝,徒弟跟师父形影不离,观察师父的言谈举止、表情动作,从中领悟。

特别是,师父在茶馆说书,徒弟在下面看,可以仔细琢磨今天师父哪些说得好,哪些说得不好,在台上台下的交流中,能获取很多经验,现在都是对麦克风说,没那个条件了。

单先生说:“带徒弟也是个负担,要管他吃喝,后继无人的情况也就出现了。

”肖建陆经理说:“评书跟京剧不一样,梅派怎么唱,你就怎么唱,可是单老师说一部《隋唐演义》,你就不能说了。

”孙一说:“这个艺术很古老,断代的原因是她失去了本身的土壤,第一个土壤茶馆没了,所以演员就少了。

”孙一就是小时候常去茶馆里听评书,听着听着就喜欢上了评书,后来辍学,15岁就登台说评书。

他说,“小茶馆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演员自然就慢慢出来了。

”评书是经验、阅历堆积出来的一个人,这人出来了,这书也就出来了。

他跟老师收徒弟不一样,老师在茶馆里说书,徒弟在下面听着,书也不是一个样,一部书能说出好几个样,他高兴的时候一个样,不高兴的时候一个样。

徒弟可以把这些总结在一起,然后都吸收到自己的脑子里,到他用的时候随时可以调出来。

”单田芳先生也说:“在茶社里说书说了十多年,要讲究演员得发展有发挥,还是茶社里比较好。

茶社从明代就有,几百年来的经验证明,评书不适合大场合,适合两三百人的范围,大剧场观众看演员都看不清,不便于交流。

但现在茶社没了,只能走向电视广播,在录制电视评书的时候,就一摄像机,空屋子,一点交流都没有,原来对着观众说书,一抖包袱大家都乐了,有情感的交流,电视就是你瞪着眼干说,一开始别扭透了,后来逐渐适应了。

”孙一认为,现在老年听众比较多,年轻人都是嘴上说“我爱听”,可真正抱着收音机在听的都是老年人。

“两天能培养出一个电视演员,一个月能培养出一个电影演员,三个月能培养出一个话剧演员,‘梦想中国’这样的节目几天就让你成为歌星,可是10年培养不出一个评书演员,这个行业不好干。

单先生说:“在当年,河北省流落民间说书的艺人有5000多人,东北也许更多。

”肖建陆曾用“空前绝后”一词来形容单田芳的影响,可是,评书今天面临的危机,到将来说不定就真的“绝后”了。

现在,即便有了茶馆,也无法振兴评书,主要原因就是说书的人少了,用孙一的话讲就是,“以前一块两毛五可以吃一盘锅爆肉,现在十二块五也吃不到。

”以前的评书艺人一天在茶馆里挣几块钱就可以养家糊口,现在一天最多挣几十块钱,连自己都养活不好。

廊坊电台有意搞一个茶馆,想把北京的评书演员请过去说书。

所以,原来的茶馆,本来挣钱就不多,都改行做别的生意,即便还能坚持下来的茶馆,也不能说评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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