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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就下不来的讲台钱穆的教学生涯比求学生涯要长出数倍,从小镇小学教

简介: 上了就下不来的讲台钱穆的教学生涯比求学生涯要长出数倍,从小镇小学教师到最终站上北大校园讲台,主要得益于两个人。

30年前,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安逝,彼时的世界,正悄然发生着一些他看不见的变化。

同年夏天,钱穆出生于江苏无锡小镇,他后来回忆生命初期接触到的世界:“尚为一小孩子,便常听人说中国快要灭亡了,快要被瓜分了…

”“国学宗师”钱穆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时代,加上自小浸染的文人士气,在钱穆身上铸融出一股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

后人将他尊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但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他更像一个守望者而非开拓者,但又不是一个埋于故纸堆的粗粝守旧者。

从始至终,他都满怀温情而敬意地坚守着整个中国文化的继与承,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

七房桥就是钱穆所属的湖头支,而同宗不同支的七尺场堠山,亦出累代文人,其中有个名叫钱基博的革命志士,与钱穆结成忘年交。

几十年后,钱穆与钱基博的儿子同在西南联大授课,后者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外文教师,名叫钱钟书。

钱穆的父亲曾在乡试考场上病倒,于是绝意功名,将入仕做官、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个头不高、双目炯炯有神的钱穆,从小就在读书上展现出持恒的激情,屡屡在枕上兄长读书,喜而不寐。

他的整个少年青年时代求学路,可以说是被“百家饭”铺就的。

江南人文荟萃,私人兴学遍布,诸多良师鼓励和启发滋养着钱穆,比如影响甚大的吕思勉先生。

青年时代的钱穆12岁这年,钱父撒手尘世,家道中落。

不多年后,时代的动荡也接踵而至,1911年10月10日夜,钱穆在沪宁火车上读到武昌首义爆发的消息,接着,全国相继响应革命。

他教学生写作文,把学生们带到松林间的古墓群里,要每人选一株树,坐下来后开始孤独地“静”。

”在年仅17岁的钱穆身上,一股对学问、知识的松风般韧劲,正在潜滋暗长。

据其在《师友杂忆》里的回忆:“始觉余之与此团体,有主客之分。

”钱穆孑然求学,对人与人的感情和交际却一直保持敏感,且期待不低。

上了就下不来的讲台钱穆的教学生涯比求学生涯要长出数倍,从小镇小学教师到最终站上北大校园讲台,主要得益于两个人。

1928年对钱穆而言是坎坷多舛的一年,仅百日内就连遭妻殁、儿殇、兄亡的“三世不寿”劫数,骨肉之痛,“椎心碎骨”。

此时钱穆37岁,对于痛丧三亲而言,是过分年轻了,但对于一个有志之士而言,已至中年却还只是一所普通中学的国文教师,倒有些落寞了。

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演讲,并在校长安排下与钱穆同座,当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困囿于史料的他直截了当地问胡适:“适之先生,《史记·六国年表》我遍寻遍询不得,您知道它吗?

”如此偏僻的史料让胡适猝不及防,于是认定钱穆是有意让自己难堪,不禁大为光火。

当晚,主人挽留他在苏州过宿,胡却以“没有带剃须刀”为由谢绝了。

后来,钱与胡的主要争端也大多围绕东西之辩、新旧之辩,某种程度上,两人从初始,到最终以结束,从一开始就写定了。

钱穆(左)与胡适而钱穆真正的第一位伯乐,在胡适离开后数月才到来。

1929年4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到苏州讲学,在宴席中认识了钱穆,后者将已写好的《先秦诸子系年》手稿送予顾颉刚。

顾翻阅几页后,对其中展露的精湛学识大为震撼,旋即认为钱穆“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同年冬天,钱穆又收到顾颉刚邀稿,为《燕京学报》写了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梳理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直击今古文经长期以来的诸多纷争。

半年前与钱穆有过一面之缘的胡适也拿这篇来研读,这回,他也被其中细密的求证与考据方法深深折服,于是与钱穆再度交识,暂时冰释前嫌。

教龄18年,钱穆终于站到大学校园的讲台上,得三尺之地,将自己半生所学传递出去。

钱穆在北大课堂上刚入北大时,代理校长傅斯年主张由15名教授分别讲授“中国通史课”,但钱穆固执坚持:应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

后来,燕京大学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把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校园北角那块景色秀丽的湖,则由钱穆亲自定为“未名湖”,作为北大象征保留至今。

钱穆虽性情温笃平和,但在治学修学的路上,一向秉持着强烈的自主性和探索性,甚至呈现某种一意孤行的专断。

这份“一意孤行”,也体现在他与胡适至终不绝的上。

比如,钱穆坚持孔子比老子成熟时间早,胡则坚持学院派老子更早的说法,北大校园学生的意识,也被两位老师分为“挺孔”与“挺老”两派。

193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郑天挺、姚从吾、钱穆生长于传统江南文林的钱穆,认为胡适坚持的西化理念不过是“借尸还魂”,而胡适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者,从小接受西方学校教育,不满而立之年便站上北大讲堂,留美回国后决心用西方文明和法治来治理中国数百年的积弱积弊,甚至直接易名为“适者生存”的“适”。

再然后,借着时代变革之端,高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

整个20世纪的前20年,中国的时代主题都离不开变革与救亡图存,也是在这一时期,传统的“士”开始向“知识分子”过渡。

在后来的《国史大纲》引论中,他开门见山地痛切指出:“凡此皆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乃不见其为病。

”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内部机制的强调和信心,钱穆认为,中国近代文化的种种病痛应用传统文化内生之力来医治,坚守一个文明承袭的内在理路,“士”在这里代表的知识分子,更应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心,而不是“尽废故常”。

硝烟里的《国史大纲》《国史大纲》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炮火随时都可能掀翻钱穆的课堂和书桌。

钱穆也跟随众人南下,开始了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临行前,他将历年在北大讲授中国通史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塞入了衣箱底层夹缝。

钱穆也忧于频繁动荡的迁徙,主要因为不能得暇落笔正在进行中的《国史大纲》。

”每周五、六两天,钱穆在联大讲授中国通史,他的课感情充沛,时常如与人高声辩论,面红耳赤,甚至在讲台上龙行虎步。

学生姚渠芳后来在《怀念在台湾的钱穆老师》里忆述:“钱师当年正在四十多岁壮年时期,讲课声音洪亮,结构性、逻辑性严谨,节节有独到之处。

”《国史大纲》正是在北大与这段时期的课堂讲稿统合整理,并终于1939年6月完成,但书成后辗转多次,直到战争结束后才终得出版。

这部影响甚大的史学著作,对近代中国遭遇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质性质疑,钱穆的史学理论,也随着长达2万字的《引论》标志形成。

通过整理历史敲开中国文化的“内在动力”,他的治史观清晰浮出水面:对待历史与文化,始终要怀有“温情与敬意”。

在水深火热的香港,钱穆亲眼见到无数流亡青年无家可归,未曾接受过正式大学教育,甚至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反而在乱世中愈加坚定“在中国文化里,教育背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

“手空空,无一物”的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诸学者联手,成立了新亚书院。

头一年,坚持到毕业的学生不过3人。

1955年,时任新亚学院院长的钱穆1950年,燕京大学的学生余英时南下到新亚书院,在“奇热难耐”的暑假,他在一间空教室里见到正被胃溃疡折磨的钱穆,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地上养病。

“我(余英时)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钱穆后来在新亚校歌词里写:“艰难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新亚书院成立后,全港终于有了一个学校专门来传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接下来的5年内,钱穆先后开设了中国通史、文化思想史、经济史等课程,新亚也很快成为当之无愧的文化重镇,讲授以宋明精神为主的传统文化,辅以西洋大学的导师制度,致力于贯通东西,可谓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颇具胆识的创举。

“香港中文大学”的“中文”二字,也并非指代语文,而更倾向于文化之意。

建校时曾计划过多个名字,比如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就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斡旋良久,宁离开也不愿动摇“原则之争”。

港英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叹声连连,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

新亚书院社员大会合照(1957),前排右三为钱穆而钱穆内心最深处的期待,是自此往后,中文在香港可以不再受轻视。

“天人合一”在今天的香港新界马料水,中文大学山顶的新亚书院,坐落着“一池清水,二树半抱”的“合一亭”,面朝吐露港山海,垂叶缭绕,清光潋滟,静流无边,仿佛水天相接,引无数游人慕名前来。

水池旁边紧挨着的一块大理石牌上,正是钱穆先生亲笔题下的四个大字:天人合一。

究天取意的文化意识自古有之,主要溯自道家对“天即是人,人即是天”的自然信仰。

而钱穆则深信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天人合一”的观念上,意指整个世界人类未来生存之贡献。

但钱穆的“一家之言”的“家”,更多还是指那个被称作“士”的精神气度。

作为世界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中国的“士”传统源自春秋“四民社会”,战国后逐渐取代没落贵族,成为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

到了钱穆时代,身份意义上的“士”已经消失了,钱穆则将民族和文化概念融为一体:“民族、文化、历史,这三个名词,却是同一个实质。

”钱穆生前讲学照片站在21世纪回头观望,钱穆代表的“士”,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脉络里,更像是扮演着一个调和的角色。

他既不是拼命想要或重建的底层革命者,也不是身居顶层、执拗坚守着某种礼教学说的复古派,而是脱离传统的“儒士”及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从一种平衡中坚的精神状态出发,内化成中国文化的守望者。

这种温和圆融的精神却丝毫不缺力度,就像“天人合一”之念,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人”——是一种维持自己家族国度存续及稳定的、不可撼动的人本精神。

自1960年代辞别中大后,钱穆再也没有踏上大陆,回到那块生养他的神州故土。

在这篇文章里,钱穆忽然“彻悟”了“天人合一”这一最高命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站在世纪末巅,他抖着苍老而依然坚毅的笔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去,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钱穆台北故居的书房一角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家中溘然长逝。

“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带着他固守一生的“士”气,在世纪末倒数第十个年头止步了。

他说,“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

”如果钱穆活到今天,活在这个既便利又危险的互联网世界,或许只会愈加印证李敖曾对其的评价: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来说,真是“上古史”了。

他也许想回江南水乡看看,回到那个既有“风骨”又有几分“隐逸”的小镇,撷一湾瘦水,思古望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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