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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禹偁而言,这样的帝王显然是无法庇护“直言犯上”的他。

简介: 对于王禹偁而言,这样的帝王显然是无法庇护“直言犯上”的他。

路过苏州虎丘寺,寺中有一画像,乃宋太宗、真宗年间著名的直臣王禹偁(chēng)。

苏、王二人虽相差三十余年未能得见,但王禹偁不畏权势、三黜而死之名却一直为苏轼所敬仰。

王禹偁[chēng],字元之,济州钜野人多年后,苏轼因“乌台诗案”谪黄州(今湖北黄冈)。

而黄州之地,正是当年王禹偁贬谪之路的最后一站。

结束即是开始;在黄州王禹偁结束了他正色立朝的一生,而苏轼则在黄州开始了他起伏跌宕的人生。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二人相隔几十年,却在同样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遭受着各自人生的重大挫折。

有感于同样的处境,有感于前辈的气节。

一、农家子弟后周太祖显德元年(954年),赵宋王朝即将建立的前夕。

《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其家以磨面为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寒门子弟。

不过王禹偁是一个典型的“寒门贵子”,《宋史·王禹偁传》谓:“世为农家,九岁能文,毕士安见而器之”。

王禹偁画像九岁能文的王禹偁,显然没有辜负这样的天赋。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王禹偁以省试第一的名次中进士,选任成武县(今山东菏泽)主簿。

任期满一年后,迁大理评事,正式任长洲知县,成为宋王朝的基层官员。

长洲县隶属现在的江苏省,位置靠近太湖,属于苏锡常的管辖范围。

而在当年,则是全国粮食的主产地。

在这个职位上,王禹偁一干就是五年,这对于当初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进入仕途,寄希望于入阁拜相的王禹偁来说,确实有点失落,在其词作《点绛唇·感兴》中写道: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

在这首王禹偁目前仅存的词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未来的向往和踌躇。

至少在同辈的进士中,他已经算是进步神速。

但是至少在当时看来,县令这个职位显然是无法满足王禹偁的抱负,“此时凝睇。

而这首《点绛唇》以及其同时期的其他作品,也一改宋初小令雍容典雅、柔靡无力的格局,显示出别具一格的面目。

点绛唇书法作品二、直言谏上雍熙四年(987年),太宗久闻王禹偁之才名,召其如京升为右拾遗、直史馆、赐绯。

太宗出于对王禹偁的重视“赐绯者给涂金银带,上特命以文犀带宠之”。

向来排斥奢靡,崇尚节俭的王禹偁,对于太宗的赏赐不为所动。

绯色官服王禹偁毫无顾忌的一封《端拱箴》,如一记重锤,砸在立朝不过二十余年的宋王朝身上。

这是一种极为冒险的举动,很可能会提前终结他的生命。

后来的事情证明,在王禹偁这个人和这件事上,太宗有着罕见的宽容。

出于各种原因,在宋初文人主位的环境下,王禹偁的《端拱箴》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不利影响,太宗皇帝反而对于这位颇为刚直的臣子极为赏识。

在这种君容臣直的环境下,王禹偁根据与契丹多年的敌对形势,献《御戎十策》,通过汉代文、景、哀、平诸代对于匈奴形势的对比;指出军事之强盛,不在于敌人是否强大,而在于我方是否能够做到“外任人、内修政”。

同时不忘在文章的结尾处夸太宗两句:“今国家之广大,不下汉朝,陛下之圣明,岂让文帝”。

让太宗对于这位善文墨,通政事的臣子更具好感。

知制诰作为宋代草拟外制的核心机关,是当时大多数人成为宰执的必经之路。

而王禹偁被安排到这个职位上,无疑是太宗皇帝寄于其莫大的希望。

宋代张即之所书《待漏院记》宋代张即之所书《待漏院记》宋代张即之所书《待漏院记》我们在王禹偁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品中,能够很直观的感受到他直言不讳的性格,例如其作《待漏院记》中写道:“是知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

复有无毁无誉,旅进旅退,窃位而苟禄,备员而全身者,亦无所取焉”(文章过长,仅摘取其中一段,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

且将这篇言辞颇为直接的文章,张贴于待漏院壁上(即宰相朝会前的聚集地),以告诫执政的大臣。

这是一个没有实权,没有俸禄的职位。

谪居商州的王禹偁,甚至穷的只能自己开荒种地,才勉强活下去。

五代至北宋初年诗人贬谪商州确实让王禹偁有些猝不及防,原本仕途顺风顺水,却突然提前离开了舞台。

即使王禹偁心胸再宽广,突如其来的打击还是让他有些意志消沉。

对于同样是诗人的王禹偁来说,商州不仅是其仕途由顺转逆的开端,更是其诗歌具有真正价值和意义的开始。

在谪居商州期间,王禹偁的诗作很大程度上直接反应了他的心理活动,从开始的索然无味,到后来的振作高昂。

如《清明》中:“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的清冷孤独,无所慰藉。

谁惜晚芳同我折,自怜孤艳袭人香”,的以雪喻人,振作高昂。

贬谪地处陕西的商州,不过是太宗皇帝对于王禹偁,敢于对抗皇帝权威所付出的代价。

从始至终太宗一直都很看重这个于文于政,都颇有建树的臣子。

于是在淳化四年(993年),即王禹偁谪的第三年,被量移解州团练副使,十一月召回京再次任知制诰。

而此时与王禹偁同期的进士戚纶,还需要通过他的推荐才能任命为县令。

相比之下,王禹偁的升迁速度,只能说明太宗确实非常看重他。

而且在这期间,王禹偁遭父丧,按旧制需守丧三年。

太宗皇帝“夺情起复”,让其带丧办公,足见其对于太宗皇帝的重要性。

四、再贬滁扬王禹偁不是一个安享“太平”的臣子,在宋初皇室内部问题频出的时期,他的第二次贬谪很快就来临了。

距离他上一次回京任职仅过去十八个月,至道元年(995年)五月,宋太祖最后一任皇后宋氏薨逝,群臣不着丧服,王禹偁私下言道:“后尝母仪天下,当遵用旧礼”,后来这句话被有心之人传至太宗耳中。

太祖赵匡胤和太宗赵光义的关系我们不需赘述,期间的各种关系错综复杂。

对于宋氏皇后之死,至少在太宗看来,他不希望按照的身份来厚葬。

宋太祖赵匡胤但是对于王禹偁这样一个奉礼法为尊的儒家门生来看,不以之礼葬之,便是不循礼制。

在这种情况下,太宗怒斥道:“人之性分固不可移,朕尝戒勖禹偁令自修饬。

大致意思是;原本希望王禹偁多反省自己,但是看他最近的举止,屡教不改,近侍官署这种地方你就不要待了,于是一纸诏命知滁州军州事。

太宗对于王禹偁的第二次贬谪,显然是一种恼羞成怒的结果所导致的,在礼法和道义方面,王禹偁占据着制高点。

所以这一次的贬谪待遇,要比第一次好的多。

知滁州军州事可不是一个闲职,掌本州军、民之政,是地方的重要成员。

从此前的铭心仕途,逐渐转变为退处悠然。

在诗作《泛吴松江》中写道:苇蓬疏薄漏斜阳,半日孤吟未过江唯有鹭鸶知我意,时时翘足对船窗一时的泛舟湖上显然只是王禹偁此时此刻寻求精神安慰的方式,千里之外那个朝堂即使再险恶、黑暗。

但那是王禹偁唯一能够施展抱负的地方,面前的一汪江水只能是空作叹息。

泛吴松江后来的事情证明,太宗并没有打算放弃这个“爱卿”。

至道二年(996年)即谪的第二年三月,此时已经病重的太宗仍不忘贬黜的王禹偁,加封其为正五品朝散大夫阶官。

同年十一月,王禹偁移知扬州军州。

在宋时,扬州是重要的军事镇地,是东南漕运的中枢。

太宗在临终前将王禹偁安排到这个位置,明显是有意为之。

这样重要的位置,很难不引起下一任皇帝的注意,而召京任职也不过是在旦夕之间。

很明显这是太宗送给即将继位的,太子赵恒(即宋真宗)的礼物。

同时也希望让王禹偁能够像效忠自己一样,效忠自己的儿子。

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五、三贬黄州王禹偁是一个颇有建设思想的官员,这一点在太宗、真宗两朝得到很大的体现。

上疏言五事,事事击中朝廷要害,就二十多年后的范仲淹来看,这五事几乎就是“庆历新政”初期的实施规划,通过这五事进而演化出了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

范仲淹,字希文真宗皇帝不是一个像其父辈一样杀伐决断的帝王,自幼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之下,即便是当了太子,依然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对于王禹偁而言,这样的帝王显然是无法庇护“直言犯上”的他。

真宗咸平二年(999年)王禹偁预修《太祖实录》,直书其事。

时宰相张齐贤、李沆不协,王禹偁议论轻重其间。

进而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再次出京城,至黄州。

这次贬谪离京,王禹偁在也没有回到京城。

张齐贤,字师亮,北宋名臣李沆,字太初,北宋时期名相、诗人六、其言昭昭,其行灼灼此时的王禹偁已经走到了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史书中关于他最后这一段的记载并不多。

通过这一时期他的很多作品,我们却能够感受到王禹偁在弥留之际,其内心已不再纠结于一官半职,脱离了世俗的羁绊,也如同很多文人一样,山水之间自有去处。

但是这些释然绝不是消极,更多的是如同后来苏轼一般的豁达。

王敏绘《王禹偁像》对于和世俗抗争了一辈子的王禹偁而言,最后这段时日,也许他会回首自己坎坷而又凌厉的一生。

在他临终之前所写的那篇《三黜赋》中,也许会有我们需要的。

咸平四年(1001年)冬,穷困交加的王禹偁卒于蕲州(今湖北蕲春),年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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